摘要：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我国引进外资具有理论分析和指导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将稳步增加。并购国营企业和西部吸收投资的比例将有所增长。
关键词：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优势
中国从1979年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止2002年底，累计合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8280.91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4479.23亿美元.从1983年到2002年合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年均增长率为21.92%,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年均增长率为23.77%，远远高于中国这一阶段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2002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合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达到828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9.6%,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达到527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2.5%。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中国加入WTO以来出现的改革步伐的加大，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将进一步增大，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深入。本文引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前景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展望。
一、理论综述
1977年英国学者邓宁（JohnH.Dunning）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理论模式），他认为以往的理论只能对国际直接投资作出部分解释,并且它们无法将投资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起来，客观上需要一种折衷理论,邓宁建立的所谓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厂商理论、区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进行兼容并包，并吸收了国际经济学中的各派思潮，包括海默以来诸人的思想
人力资本。集成吊顶这类公司的改制，表面上好像是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则是对企业家和工人人力资本应得产权的承认。这里需要搞清的问题是：目前比较兴旺的国有企业仅仅是由其现任经营者的贡献造成的吗？国家和全民在其中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吗？国企产权改革除了要考虑现任企业家贡献的补偿以外，要不要考虑其他人贡献的补偿？
我们认为，像海尔、长虹这样的企业，企业家确实是做了重要贡献的。原有体制对他们的补偿是不充分的。在产权改革过程中给他们以适当的奖励也是合理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经营者绝不应该掌握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对有贡献的经营者的奖励和补偿不应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而必须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迄今为止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存在着所有者不到位的问题，但是国家和公众毕竟为企业提供了承担风险的初始资本和企业生存的其他必要条件。尽管人们多年来一直倡导要把企业塑造成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但在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完全不过问国有企业的治理和经营。各级政府一直承担着企业的经营者选择等重要职能，而且在多方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有些地方政府还曾积极为企业疏通产供销渠道等等。在一些新兴的国有企业中，国家虽然没有在货币形态上提供初始资本，但往往在办公用房http://www.jctjrn.com、经营场地、贷款渠道和税收减免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没有作价的物质资本也是资本。在转轨过程中，国家在贷款方面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资本的支持。因为有些企业在获得贷款时并没有其他资本，其中的风险实际上是由国家承担的。国有企业的名义本身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废物。很多企业正是凭借其国有企业的名义才取得了上市融资等资格。同样是在国家的支持下经营，但很多国有企业却垮下去了。这种事实能否说明目前兴旺的国有企业仅仅是其经营者和劳动者贡献的结果呢？本人认为，跨下去的企业和兴旺发达的企业都是国家和企业内部经营者及劳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国家作为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代表，在其中都起了主导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家才需要为那些垮下去的企业负责。如果说垮下去的企业是国家造成而兴旺发达的企业则是由企业自己造成的，那显然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种主张本身非常合理。但是，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不仅包括现任的企业家。很多人十几年前也曾在国有企业中“无私奉献”，每月只拿几十元的工资，碳晶墙暖这些人要不要得到善待呢？老孟泰、王进喜、倪志福那一代人及其后代要不要得到善待呢？通过剪刀差价格为国有经济提供了大量积累的农民及其后代要不要得到善待呢？为剥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而流血牺牲的先烈及其后代要不要得到善待呢？显然，这些人都应该得到善待。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能仅仅考虑对企业内部现有人员的补偿，而必须考虑更多方面的需要。
三、流失有利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利。过桥米线加盟他们说，伴有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的产权改革可以使企业的效率得到提高，这种效果会弥补部分人所受到的损害。因而，这种变革虽然不是怕累托最优，但是符合卡尔-希克斯标准，即促进社
快递那样的新兴企业建立之初，比尔盖茨和弗雷德史密斯等创业者也不是单纯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他们或多或少总要投入一定的初始投资。很多创业者所拥有的新兴技术也已经不是单纯的人力资本，而是已经与其所有者的能力相区别并具有独立价值的对象化资本。这种对象化资本已经可以等同于物质资本。西方国家经理革命的实践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结束。20世纪90年代，许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的股东们相继通过首席执行官的撤换带来了企业的新面貌。这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资本所有者主导作用的不可或缺性。人们把这种现象成为“投资人觉醒”。从“经理革命”到“投资人觉醒”的实践表明，资本所有者在现代企业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
有些人试图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推翻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企业是投资人和雇员、银行、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合；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非必然地归资本所有者拥有，而是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当其他利益相关者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并对企业控制权的获取具有较高的效用评价时，这种控制权就会向其他利益相关者倾斜，形成资本所有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或者以后者为主的治理结构(周鹏、张宏志，2002)。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理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发言权决非等同于主导权。仅仅由于利益相关就成为企业治理的主体，这种理由显然远远不能说明问题。这里还要看谁的利益相关程度更大。企业的高效率只能产生于其中利益相关程度最大的参与人的主导作用。而这种参与人只能是企业中物质资本和对象化无形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在其产生之初就有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消费者、供货商和竞争对手等，但他们并不能成为企业治理的主导力量。这些主体并不是企业内部契约关系的参与人。他们即使参加企业的治理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人力资本所有者虽然可以是企业内部较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不能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不能保证其他参与人的稳定收益，因而在取得企业主导权的资格、动机和谈判能力方面，他们都不会比物质资本所有者更强。
还有一些人提出所谓资本雇佣劳动的理论。这就更加荒谬。所谓劳动雇佣资本意味着用能力保证资本的固定收益并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只有这样，他才能取得企业的主要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单纯劳动要素的所有者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呢？如果他真的有这种能力，那就不是单纯的劳动者了。所以，只会有资本雇佣那些不承担企业经营责任的货币资金，而不会存在什么劳动雇佣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