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探讨了人文经济的定义、本质、发展人文经济的目的及意义；总结了人文经济、儒家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原则；提出了发展人文经济、儒家市场经济的措施。作者认为，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思维、新路径，而“人文经济”将是既符合当前和未来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又顺应世界潮流的中国的最佳战略选择。
关键词：人文经济；儒家市场经济；人文企业。
一、何为人文经济
人文经济，也称人本经济、人道经济，是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达到经济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2001年初，作者在学报和上百家网站上初步阐述了人文经济的思想。
学术界有“人本经济学”（巫继学、菏泽心理咨询师陈惠雄等），是区别于传统的主要研究“物”的经济学，而强调对人的欲望、菏泽孔明灯需求、消费等的经济学研究。但没有“人本经济”之学说。西方有humanisticeconomy或humanisticeconomics之说，它主要是研究社会性的利他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主义的自私的行为。其研究课题是家务劳动、生态环境、教育、健康的经济价值等。2002年4月26日驻波兰的荷兰使馆赞助召开了“Visionsofhumanisticeconomy”研讨会2。由于发达国家基本解决了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使用童工、强迫劳动、教育滞后、环境恶化、权利缺失、对人的生命、精神和心理层面重视不够等问题，所以，humanisticeconomics只是着重于发达国家一些具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并没有人文经济的广泛内涵。人文经济应当译为humanisteconomy，即人文主义经济。人文经济的提法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其经济、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不平衡发展的矫正。
“人文经济”一词近似于“人本经济”、“人道经济”，但比后者更准确http://www.hzxinxie.com。人文经济是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延续，而“人本”则与“神本”相对，有与宗教、自然、万类生命相冲突的嫌疑，“人道”则偏重于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它们都不如“人文经济”一词阔大深远。不过，在不要求准确定义的情况下，我认为，“人文经济”一词一般可以与“人本经济”、“人道经济”互用。但有人使用“人文经济”一词特指人的精神类消费、文化产业，是过于狭隘的定义。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严峻，一些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严重的损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而人文经济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经济模式。它强调“全面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以民生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改变物质文明畸形发展、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环境生态濒于崩溃、道德信用陷入危机的现状。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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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碳晶墙暖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思想。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